2010年4月2日,我登门拜访了老专家石山同志。这是我平生最难忘怀的一天。
石山是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和农业战略专家。生于1915年,江苏溧水人,早年就读于国立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赴延安,再后又被调往晋绥解放区前线,建国后的1950年调中共中央东北局,1955年调中央办公厅农村组,1982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正部级)。倾心研究大农业和生态经济学,曾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最早提出了“小农业”、“大农业”的发展概念和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从四惠东站到苹果园的北京一号地铁线,由于中途经过天安门和西单,乘客众多略显拥挤。可因为我是在起点站上的车,还是坐到了位置。到了目的地后,我按照头天傍晚与石老预约时而拟好的辨路纸条兼顾问道于人的办法,很快就找到了石老的住处。一位年轻的门卫人员问清访谁后,立即拿起电话通知石老,得到答复后就发给我一张卡片。我把卡片交给哨兵,哨兵允进且热情地指点迷津。
小区内松树挺拔,花木成行,草坪转绿,道路整齐,环境幽静。当我找到石老的住所楼下,只见石老已站在四楼窗口探首指引:“是江西的同志吧?你就按门上的号码××号,门就会自动打开的。”我推开门登上用小瓷砖铺就的一尘不染的楼内云梯。石老已在房门口迎候我。当我在他挂满了字画的接待室的软沙发上坐下来后,石老用一个有他肖像的茶杯给我沏了一杯茶。我先从背包里掏出我的近著《生态与环保的故事》一书赠给他。石老接过书后仔细地端详书名和作者名字。随后他把此书放进他里间的大书房内,又随即从里面拿出一本浅褐色封面的近著《大农业战略的思考》回赠我。
当我重温结识他的经过时,石老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仔细听,并不时插话。
与石老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11月,我在南昌滨江招待所听他在省山江湖委办举办的江西首届生态农业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第二次见面是1988年8月,在承德市财经学校聆听他作的两个学术报告。第三次打交道是1993年,《山江湖之声》上登载了我在山江湖委办举办的培训班上的讲课稿(摘要),被石老看到了,他写信给吴国琛同志,赞扬‘基层的同志有见地’。吴国琛还把他的信寄给我看了。第四次是2001年,我给他寄了一本我写的由陈述彭院士作序的《人类社会协同论》。他收到书后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扬‘基层工作的同志能写出此书确实了不起’。
石老听了我的回忆,脸上露出了微笑。并同我一块缅怀了2007年4月1日去世的享年96岁的另一位生态经济学家王耕今。赞赏了百岁健康老人,著名的农业管理学家和生态经济学家叶谦吉教授。对著了20多本书的著名经济生态学家吴人坚研究员表示了钦佩之情。
“我们虽然难得见面,但我常在网上关心您的近况。这次我之所以有机会来拜访您,是因为我同老伴一块来北京探望小女儿和小女婿,并帮他们带小孩。
“你女婿在哪个部门工作?”
“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
“那好!那好!今后可常来北京走走。”
“我惦记着您。故特意从吴国琛同志那里打听到您的电话号码。”
“哦!原来是从吴国琛那里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吴国琛同志退休后也在写书。主要是总结山江湖开发的经验。”
“他有条件。他在山江湖办工作时间长,积累的资料也多。”
“吴国琛同志听说我要拜访您,委托我代他向您问好!”
“谢谢他!”
“他还说,如果他有机会来北京的话,也会来看您。”
“欢迎他来。”
石老身体非常健康,精力充沛。但我还是细问了他的高寿和体质详情。
石老告诉我,他今年95岁了,血压正常,医生昨天还说他象个60~70岁的人。但平时也吃点降血压药,将血压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
石老说,65~75岁是人生最好的年龄段,儿孙都大了,不必操心家事。1995年,即他80岁那年就从农村工作顾问的岗位上退下来了。属于离休。石老坦诚地说:“我实际上退而不休,继续写文章著书。先是从上世纪90年代写的102篇文章中选了42篇,编成这本《大农业战略的思考》。最近又要出一本《实验与探索》。印好了,我给吴国琛同志和你各寄一本。”
“三农”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对一些问题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把话锋又转到他2008年4月出版的《大农业战略的思考》一书上,说:“中国是靠农桑立国,现在应靠林草兴邦。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木本粮油有的是。像南方山区的油茶,现成的,稍加管护就能增产。”
石老写过《希望在山区》、《发展我国草业杂思》等著名文章。对山区开发和保护草原有深刻的体验。
当我问到他晚年写的文章如何发表时,他说:“我写的文章主要发表在郭书田(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高级经济师)1996年创办的《通讯》刊物上。至今已在该刊上发表了100多篇文章,有的文章还被中央党校刊物转载。但岁数大了,眼力衰退了,有时写文章要通过放大镜。好在我女儿也退休了,以后就采取我口述她执笔的办法坚持写下去。一年写个6~7篇,计划写到100岁,到那时又有几十篇文章,又可以编印一本书。”
石老是中国生态农业的倡导者之一,又长期在中央和国务院部门工作,因此我就提了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石老写的文章除了生态农业外,是不是也涉及政治?”
石老说:“我的文章不局限在生态农业,但一般不涉及政治。主要是写与国家建设方面有关的大事。例如有一篇文章叫《学科学发展观想到的几个问题》,内容就涉及到人口超负荷、大农业等问题。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以后还要增加到16亿,形势非常严峻,不能向浪费型社会发展,而要建设节约型社会;要养活这么多人,靠小农业不行,必须建设大农业。”
当我反映当前农村耕地资源消失严重、农田缺少有机肥、生物多样性锐减的势头遏制不住,年轻劳力多进城务工、农村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妇女、有的村粮田只好租给外地人种等现实问题时,石老说:“我们就是要敢讲实话、讲真话,把下面存在的这些问题如实地向中央反映,好让中央正确决策。”
通过这次拜访,我还了解到石老温馨幸福的家庭和丰富的养生经验。石老的老伴王碧惠,比石老小10岁,内蒙古籍。退休后闲不住,办了一所北京民族大学,亲任校长。20多年来,这所民办大学越办越兴旺。两位老人膝下有两个高文化素质的女儿,除前面提到的已退休的那位外,还有一个女儿在美国任终身教授。
石老不仅坚持撰文著述,还有种花养花的爱好。他的南阳台上摆着几十盆各种各样的花卉,长得青枝绿叶,有的还含苞待放。
石老的体育锻炼就是每天在院内散步一次,到报亭拿报纸一次。更了不起的是他还担负着到菜市场买菜的任务,以协助老伴完成一日三餐。
至此,我似乎得出一个结论,石老之所以能健康长寿,颐养天年,就是他脑不停思,手不停笔,脚不停步,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往事不忘怀。他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建立的全国生态农业协作网记忆犹新。对江西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印象深刻。而对其延续项目,即近两年上升为国家级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系统工程仍然关心,他说:“要保持鄱阳湖的一湖清水,就必须与治江西的五大河流结合起来,必须与科学治山结合起来。”
访谈结束后,两位老人还热情地留我在他家吃了午饭,让我品尝了王校长做的具有北京特色的佳肴。
临别时,石老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以后到北京来看女儿,就到我家来玩。”我说:“一定!一定!石老的健康长寿就是生态经济界和农业界的幸福和荣光。” (2010年4月4日写,4月17日和5月26日两次修改) |